公元前207年秦亡。

　　秦帝国的骤然灭亡，是中国文明史上最大的黑洞。

　　秦以排山倒海之势一统天下，以变法图强之志大规模重建华夏文明；使当时的中国，一举整合了春秋战国500余年剧烈大争所酝酿出的全部文明成果，以最大的规模，以最快的速度，巍巍然创建了人类在铁器时代最为伟大的国家形式，最为进步的社会文明。依照历史的法则，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权力主体，其权力生命至少应当延续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然则，秦帝国却只有效存在了12年（其后三年为崩溃期）。随着始皇帝的骤然撒手而去，建成这一伟大文明体系的权力主体，也轰然溃灭了。


　　秦帝国突然灭亡的原因，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巨大谜团。

　　揭示这个谜团，对于全面认知中国原生文明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两千余年来对秦亡原因的探究，一直与对秦政的总体评判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暴秦”说互为论证，形成了一个主流定式：暴政亡秦。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呈现出一个基本结论：秦政是一个伟大的文明体系，秦政并无暴虐特质。以中国历史作纵向对比，从项羽复辟集团毁灭帝国文明的暴政暴行开始，秦末之乱的大劫难屡屡发生。与复辟势力的残暴相比，秦政文明水准远远高于其上。这一文明水准，主要指两个基本特征：



　　 一则是大规模的文明创新性，二则是大规模的建设性。

　　这两个基本点，其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无可比拟。


　　是故，秦政绝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暴政时期。

　　以人类文明史作横向对比，秦政则是同时代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准。大体同时代的西方罗马帝国的残酷暴烈，与秦帝国的法治文明比较，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举凡人类在自然经济时代的野蛮标志，都是罗马帝国及西方中世纪的专属物：斗兽场、奴隶角斗士、初夜权、贞操带、奴隶买卖制、领主私刑制、以掠夺为实质的宗教战争等等等等。其触目惊心，其阴暗恐怖，尽出西方落后文明。这是历史的事实，不能因为西方社会今日的相对发达的文明，而否定其历史的野蛮性。客观地说，相比于西方罗马帝国，秦帝国的文明水准至少超过其半个时代，或者说高出其半个社会形态。


　　唯其如此，指控秦帝国“暴政”，并极其武断地以此作为秦亡的基本原因，既缺乏基本的历史事实依据，又与高端文明时代的历史审视理念显然不合，是有失公正的。


　　要探究秦亡奥秘，首先得明确两则根基。


　　其一，将作为文明体系的帝国创造物——秦政体系，与作为权力主体的秦帝国政权区别开来，建立一种明确的认知：权力主体与其文明创造物，是两个具有不同运行逻辑的各自独立的主体；两者之间有联系，但并无必然的兴亡因果关系。秦帝国的速亡结局，并不必然证明其文明体系（秦政体制）的暴虐。秦二世赵高政权的暴虐杀戮，只是帝国权力主体在历史延续中的突然变形，而不是作为帝国创造物的秦政的必然延伸。


　　其二，探究秦帝国灭亡奥秘，必须从高端文明时代应当具有的历史高度，透视解析那个特定时代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联结，寻觅导致其速亡的直接原因，以及更为深广的社会因素。任何简单化的方式，都只能重新陷入历史的烟雾之中。



　　以上两个原则，是当代历史意识探究秦亡原因的必须的立足点。

　　综合当代所能见到的全部基本资料，我们可以认定，秦帝国突然灭亡，有两个最为重大而又被人普遍忽视的原因：其一，突发政变，导致中央政权突然变形；其二，战国传统所形成的巨大社会惯性，导致整个社会迅速地全面动荡。突发政变是直接原因，战国惯性则是基础原因。这两个原因所涉及的历史事实，大体都是清楚的。尤其是突发政变，更是人人皆知的历史事实。战国传统所形成的社会惯性，却历来为史家与社会所忽视，然也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是故，我们的探究重点，不在新史料，而在新认知——高端文明时代所应当具有的历史透析能力。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原因不是秦亡的全部原因，而是最被当代历史意识忽视的两个原因。所以，在政治、经济、军事、民生等种种原因之外，我要重点剖析一番这两个未曾被关注的原因，而不是将这两个原因当成了全部原因。


　　 其一，突发恶性政变，导致中央政权结构全面内毁。

　　秦帝国在权力交接的转折时期，突然遭遇恶性政变，实在是个历史异数。

　　异数者，匪夷所思之偶然性与突发性也。对于秦始皇之后的权力交接，历代史家与社会意识都有这样一个基本评判：若由长公子扶苏继位，秦帝国的历史命运必然大不相同。其时，扶苏的品性与才具已经得到了天下公认，“刚毅武勇，信人奋士”，已经具有了很高的社会声望，连底层平民陈胜吴广等尚且知之，朝廷郡县的大臣吏员更不用说了。当时的始皇帝与天下臣民，事实上已经将扶苏作为储君对待了。当此之时，历史却突兀地呈现出一幅最荒诞的画面——始皇帝突然死于大巡狩途中，最不成器的少皇子胡亥突兀成了秦帝国的二世皇帝！

　　

　　这一突兀变化的成因，及其演进环节所包含的具体因素，始终无法以常理推断。几乎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是突发的，几乎任何一个因素都是突然变形的，都不具有可以预料的逻辑性。突发性与偶然因素太多太多，教人常常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历史幻觉：莫非这当真是古人所谓的天意，抑或国运？


　　唯其突发，唯其偶然，唯其不可思议，才有了秦帝国中央政权的坚实结构迅速地瓦解崩溃，才有了帝国臣民依然本着奉公守法的传统精神，在连番惊愕中不自觉接受了权力轴心极其荒诞的恶性作为。恶性政变突发，农民暴动又突发，秦帝国所有足以纠正中央恶变的政治力量，都因为没有起码的酝酿时间，而最终一一宣告失败。从根本上说，政变的突发性与农民举事的突发性聚合，决定了其后帝国命运的残酷性。

　　

　　这场突发政变所汇聚的历史偶然性因素，大体有如下方面：

　　始皇帝年近五十而不明白确立扶苏为太子，偶然性一。

　　始皇帝明知身患疾病而坚执进行最后一次大巡狩，偶然性二。

　　始皇帝大巡狩之前怒遣扶苏北上九原监军，偶然性三。

　　始皇帝最后一次大巡狩，于诸皇子中独带胡亥，偶然性四。

　　始皇帝中途突发疾病，偶然性五也。

　　始皇帝中途遣蒙毅回咸阳，“还祷山川”，偶然性六。

　　始皇帝在蒙毅离开后，以赵高兼领符玺令，偶然性七。

　　始皇帝于沙丘行营病情突然加重，偶然性八。

　　突发病情致始皇帝未能在死前写完遗诏，偶然性九。

　　突发病情未能使始皇帝召见李斯会商善后，偶然性十。

　　长期忠诚无二的赵高突发人性变形之恶欲，偶然性十一。

　　栋梁重臣李斯突变，最为不可思议，偶然性十二。

　　扶苏对假遗诏之缺乏辨识，或不愿辨识，选择自杀，偶然性十三。

　　蒙恬政治判断有误，被逼入狱并最后自杀，导致帝国九原大军涣散，偶然性十四。

　　蒙毅被突然下狱，并被迅速杀害，偶然性十五。

　　王翦、王贲父子于始皇帝生前病逝，偶然性十六。

　　李斯在政变后一错再错，大失前半生政治水准，终致惨死，偶然性十七。

　　胡亥素质过低，近于白痴，偶然性十八。

　　因李斯突变，秦帝国功臣阶层分化不能凝聚力量，偶然性十九。

　　赵高恶欲野心膨胀变形，大出常理，偶然性二十。

　　陈胜吴广之“闾左徭役”突发暴动，偶然性二十一。

　　关中老秦人人口锐减，对恶性政变失去强大威慑力，偶然性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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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为关键的两个人物——赵高与李斯的突变，可谓这种偶然性的典型。

　　以赵高前期的表现与功绩，始皇帝对其委以重任且信任有加，是完全正常的秦法尚功的用人法则。唯其如此，赵高的人性恶变突然发作，并无必然性，确实是一种人性突变恶变的偶然性。若说赵高从少年时代起，便是一直潜藏在始皇帝身边的奸佞或野心家，是十分滑稽的。

　　李斯更是如此，以其前期的巨大功绩、杰出才具、自觉的法家理念，及其在几次重大关头表现出的坚定的政治抉择，实在不可能在与蒙恬的地位高低上计较。然则，李斯恰恰接受了赵高说辞，恰恰计较了，这是必然性么？仅仅以李斯青年时期的“厕鼠官仓鼠”之说，便认定李斯从来是一个私欲小人，同样是滑稽的。

　　李斯与赵高，都是英雄与魔鬼的无过渡对接，都是历史极其罕见的异常人物，其突然变异，隐藏着人性未知潜质的巨大秘密。从社会原则与政治原则出发，任何时代的人事任用，都不可能以对这种人性秘密的把握为尺度，不可能以极少数的突然变例去判定，而只能遵循实践法则，以人物的既往历史表现（功与罪）去判定。所以，秦始皇对李斯赵高的重用，是无可指责的。从实践上说，赵高与李斯的政治地位，是其努力奋争的结果，是个体历史的必然。唯其如此，赵高李斯的突然的巨大的变异，实在是一种不可预知的偶然性。


　　种种偶然性导致的这场政变，是历史上摧毁力最强的恶性政变。

　　作为一种权力更迭的非常态方式，政变，从来存在于从古至今的政治生活之中。就其结局与对历史的影响而言，政变有三种历史形式：一种是相对正义方发动的良性政变，譬如后世最著名的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一种是仅仅着力于夺权而不涉及国策，无可无不可的中性政变，譬如赵武灵王末期的政变，以及后世的明成祖朱棣政变等；第三种，是破坏力最强的恶性突发政变，其最著名的典型，便是始皇帝身后的赵高李斯政变。

　　这场政变之所以成为恶性政变，是由其主要发动者的特质决定的。

　　这一政变的轴心人物是赵高、胡亥、李斯三人。三人的具体谋求目标不同，但目标的根基点相同：都是为了谋求最大化的个人利益，为私欲所诱惑。其最为关键的李斯与赵高，都是帝国的赫赫功臣，赵高掌内廷大权，李斯掌国政大权；两人结合，一有足够大的政治权力，二有玩弄二世皇帝于股掌之间的最高“势位”，三有足够大的社会声望，四更有改变始皇帝既定国策的权力手段。如此之下，其恶性政变的摧毁性特别强大。

　　之所以成为恶性政变，并不在于政变开始与过程中的权谋与恶欲，而在于政变成功之后的再度恶变。若胡亥即位后，赵高与李斯同心为政，妥善推行李斯已经在始皇帝在世时开始了的适度宽政，减少徭役征发，而避免了农民的突发暴动，这场政变完全可能成为无可无不可的中性政变。这里，再次表现出一种偶然性：事情没有按照正常的逻辑发展，而是赵高再度发动恶性政变，大大偏离了李斯卷入政变的初始预期。这次，诱发因素变成了胡亥。胡亥即位后，低能愚顽的享乐意识大发作，进一步诱发了赵高全面操纵国政的野心，最终导致了赵高再次发动政变，杀害了胡亥。在这再度恶变的过程中，李斯几欲挣扎，几欲将国政扳回常态，然由于已经与帝国权力层的根基力量疏远，其努力苍白无力，终于陷入了赵高的阴谋而惨死。


　　政变，再度政变，使这一政变终于走上了恶性道路。

　　恶果之一，秦帝国坚实的权力结构迅速崩溃。在赵高“诛大臣而远骨肉”的残酷预谋下，嬴氏皇族被大肆杀戮，帝国功臣被一一剔除，中央政权发生了急剧的恶变。

　　恶果之二，反其道而行之的种种社会恶政——大工程不收反上，大征发不减反增，赋税征收不轻反重。凡此等等，迅速激发了激烈的民众反抗，由此而诱发了复辟势力的全面复活，使社会动荡空前激烈，矛盾交织难解，大灾难终于来临。

　　恶果之三，秦帝国群策群力的施政决策方式荡然无存，骤然转变为胡亥赵高的荒唐臆断。中央决策机构全面瘫痪，以致胡亥对农民暴动的大动乱程度的荒唐认定，根本无法得到应有的纠正。在始皇帝时期，这是无法想象的。
　　综上所述，秦帝国灭亡的直接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其二，战国大争传统，形成了巨大的历史惯性，导致了空前剧烈的全面动荡。

　　秦末动乱之快速剧烈，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

　　从始皇帝病死沙丘的公元前210年7月22日，至公元前209年7月大乱之时，堪堪一年。这一年之中，天下由盛大治世陡然化作剧烈乱世，转折之快，如飓风过岗万木随向，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大象飞转！及至大泽乡九百徭役揭竿而起，竟能达到“旬日之间，天下响应”的激速爆发之势，为后世任何大动荡所望尘莫及。

　　在社会节奏缓慢的自然经济时代，煌煌强势一年急转直下，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在中国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事实上也只有这一次。


　　历代史家解释这一现象，无不归结为秦“暴政”蓄积已久，其发必速。

　　所谓“天下苦秦久矣”，正是此等评判之依据。实则不然，这种轰然爆发而立即弥漫为整个社会大动乱的现象，固然与秦二世恶政有直接关联，也与始皇帝时期的帝国施政有关联，但不是必然性关联，尤其不是长期“暴政”激发一朝大乱的必然性因果关联。基本的原因是，秦帝国并非暴政，更不是长期暴政。秦末大动乱其所以骤然爆发，且立即全面漫延，成为人类历史之唯一，其根本的原因，取决于那个时代独有的社会特质。不理解或有意忽视这一特质，则无法深刻解析这一历史现象。

　　

　　什么是秦末社会的独有历史特质？

　　秦末社会的独有历史特质，在于战国大争传统依然是主导性的时代精神。

　　这种精神，决定着时人对种种事件的认知标准，也决定着随之而来的反应方式与激烈程度。为此，要深彻体察两千余年之前的那场剧烈大爆发，首先得理解那个时代的价值理念，理解那个时代的行为方式。否则，不足以解释其普遍而剧烈的反应，不足以解释其大规模地酷烈演进。作为解析人群活的历史奥秘的探索者，最不能忽视的，便是发掘那个时代已经被史书风干了的鲜活要素。否则，曲解是必然的。

　　首先要关注的大背景，是秦帝国建立后不同群体的社会心态。

　　秦帝国恶性政变发生之时，一统天下尚只有短短的12年。无论以哪个时代的变化标尺衡量，12年，都是个太短太短的时段。其时，七大战国生死拼杀的那一代人，全部都正在盛年之期；家国兴亡所导致的巨大精神鸿沟，尚深深植根于种种社会群体之间，尚有很远的距离才可能弥合。就权力层面说，战胜者成了一统天下的君王与功臣，战败者则成了失国失地的臣民或罪犯。此间鸿沟，既不可能没有，也不可能不深。就民众层面说，战胜国臣民的主宰感、荣誉感与尊严感，以及获取巨大的战胜利益的愉悦感，都倍加强烈。灭亡国家的民众，其浓烈的沦丧感、失落感与自卑感，以及在社会利益分割中的不公平感，被鲜明地放大了。此间鸿沟，既不可能没有，也不可能不深。

　　就关注焦点而言，也是不同的。

　　作为战胜者的帝国政权与本体臣民，立即将全部心力投入到了大规模的文明创制之中，力图以宏大的建设功业达到人心聚化，从而达到真正的天下大治。而作为战败亡国的山东六国臣民，其需求则要复杂得多：山东民众孜孜以求的是，力图从统一新政中获得实际利益的弥补，获得精神沦丧的填充；山东六国之贵族阶层，则殷殷渴求于复辟，殷殷渴求夺回已经失去的权力、土地与人民。此间鸿沟，不可能没有，更不可能不深。


　　凡此种种鸿沟，意味着这时的社会心理尚处于巨大的分裂状态。

　　帝国政权的统一，距离人心的真正聚合，尚有很大的距离。


　　虽然，从总体上说，天下民众确定无疑地欢迎统一，并欣然接受了统一。始皇帝大巡狩刻石中的“皇帝并一海内，天下和平”并非虚妄之辞。然则，历史与社会的复杂性便在这里：对于一个魄力宏大且又洞彻天下的政权而言，上述种种社会鸿沟，都可能在妥善的化解中渐渐趋于平复；而对于一个不知深浅的恶变政权，上述种种社会鸿沟，则可能立即从潜藏状态骤然转化为公开状态，精神鸿沟骤然转化为实际颠覆！

　　就其实质而言，秦帝国统一初期，整个社会心理仍旧处于一种不定型的可变状态，天下对秦帝国一统政权尚未形成稳定的最终认可。渴望重新回到战国大争时代的精神需求，仍然是一股普遍而强劲的社会思潮。

　　唯其如此，在后世看来相对寻常的种种事变，在这个时期都具有数倍数十倍放大的强烈反应后果。如秦二世胡亥般低能昏聩的君主，前世有之，后世更多有之。然则，其时社会反应之迟钝缓慢，远远无法与秦末之激烈快速相比。自西汉末期的绿林、赤眉农民军暴动起，任何时代的农民起义，都是反复酝酿多年方能发动，发动后又长期转战，很难得到社会有效支持；至于普遍响应，更是极其罕见。此种现象，愈到中国后期愈明显。宋王朝享乐庸主多多，且内忧外患频仍，农民反抗经久不断，然却数十年不见天下轰然而起。明代昏君辈出，首代杀尽功臣，此后外患与政变迭出，后更有“家家皆净”之号的盘剥皇帝嘉靖，而明代酿成农民大起义，却竟然是在二百余年之后。

　　纵观中国历史，其对昏暴君主的反应差别之大，直教人怀疑战国华夏族群与后世国人简直就不是一个种族。

　　

　　此间根本，正在于活历史中的时代精神的巨大差别。

　　根本点，是直接延续于秦帝国时代的战国精神。


　　春秋战国时代，是“多事之时，大争之世”。

　　那时，普遍的生命状态是“凡有血气，皆有争心”。

　　当此之时，世风刚健质朴，不尚空谈，求真务实，对国家大政的评判，既直截了当，又坦荡非常。春秋战国时代的普遍现象是：国有昏君暴政，则人才立即出走，民众立即反抗，或纷纷逃亡。这种刚健坦荡精神，既包括了对昏聩政治的毫不容让，也包括了对不同政见者的广阔包容，因之，酿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政治奇观。在中国历史上——

　　只有这一时代的贵族，可因政见不同而流亡天下，并能在流亡中寻觅时机再度夺权。

　　只有这一时代的政治失败者，能在被贬黜流放中再度崛起，重新返回权力场。

　　只有在这一时代，士人能以政见为标尺选择国家，合则留不合则去，独立性千古罕见。

　　只有这一时代，民众可以自由迁徙，能做到“危邦不居”。

　　只有这一时代，民众可以对不能容忍的暴政一挥手便走，否则，便聚而抗争。

　　只有这一时代，民众真正地千刀万剐过昏暴的君主……

　　凡此等等奇观，皆赖于这一时代的“大争”精神。

　　凡此等等奇观，皆是这一时代的社会土壤所开出的绝无仅有的奇葩。


　　这一时代现象，便是天下问政的风尚。

　　这一风尚的实际内涵，是对失败者的宽容，对当权者的苛刻。


　　秦统一中国之后的12年里，春秋战国遗风仍然以浓烈的历史传统，存在于现实社会。

　　整个社会对已经灭亡的六国，并没有因为向往和平与统一而从精神上彻底抛弃，对六国贵族的复仇，更没有因为遵奉秦法而一概冷落；至于对复辟旧制带来的恶果，则因为没有复辟大毁灭的历史先例，其时尚无法深切体察。其时，天下民心对帝国大政的基本态势，仍然是春秋战国的价值法则：你果真高明，我便服你！你果真低能，我便弃你！始皇帝雄风烈烈，大刀阔斧开天辟地，大谋天下生计，谁都会看在眼里。

　　好！帝国施政纵有小错，民众也容忍了。

　　秦二世低能昏聩，杀戮重臣，享乐与聚敛并发。

　　大谬也，是可忍孰不可忍！民众立即起而反抗。

　　在那个时代，没有漫长的忍耐与等待，没有基于种种未来利益与现实利益而生发的反复权衡，没有“臣罪当诛兮，天子圣明”的愚忠世风，没有“窃以为如何如何”的萎缩表达方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切都是简单明了的。
　　

　　轰然之间，社会直感立可爆发为巨大的社会风暴！

　　这便是社会土壤，这便是时代精神。


　　就历史事实说，始皇帝以战止战而一统天下，民众无疑是真诚地欢迎，真心地景仰。一个新政权堪堪立定，便致力于破解人身依附、取缔封地旧制、决通川防、修筑道路、消除边患、建立郡县、统一文字、统一交通、统一田畴等等天下生计作为。再加上帝国君臣上下同心，政风清廉，遵奉法度等等后世罕见的清明政风。历经春秋战国数百年锤炼的天下臣民，不可能没有分辨力，不可能不真诚地景仰这个巍巍然崛起的新帝国。唯其如此，天下臣民容忍了相对繁重的徭役，容忍了相对繁重的赋税，也容忍了种种庞大工程中夹杂的部分与民生无关的奢华工程，如拆毁六国都城而在咸阳北阪写放重建。甚或，也容忍了勤政奋发的始皇帝任用方士求仙采药，而求长生不老的个人奢靡与盛大铺陈。


　　归根结底，人民是博大的，明智的，通达的。

　　事实上，人民在期待着始皇帝政权的自我校正。

　　毕竟，面对始皇帝这样一个不世出的伟大君主，人民宁可相信他是愿意宽政待民，且能够自我校正的。这种天下心态，虽非春秋战国时代的主流精神，然却也是基本的复杂人性的活化事实，既是正常的，也是前世后世屡见不鲜的。

　　在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君主不惜以累积民怨为代价而追求宏大功业，是极为常见的。这种君主，其归宿大体不外三途：其一，暮年自我校正，且能清醒善后，战国如秦昭王，后世如唐太宗；其二，有所悔悟而来不及自我校正，然却在生前能清醒善后，择贤君而立，故其弊端被后世继承者校正，后世汉武帝为此典型；其三，既来不及自我校正，又来不及清醒善后，骤然撒手而去，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导致巨大的颠覆性恶变。


　　无疑，始皇帝属于第三种情形。

　　始皇帝身后的恶性政变，既滑出了始皇帝的政治个性逻辑，又滑出了帝国法治的常态性逻辑，本身便是一个历史罕见的偶然性。且让我们作一条历史的延长线：若没有陈胜吴广的农民暴动及其引发的复辟恶潮，度过胡亥赵高的恶政之后，由子婴继位秦三世；在此情势之下，帝国政治能否恢复平稳状态？应当说，答案是肯定的。果然如此，后世对秦政秦文明的评价又当如何？

　　这一假设的意义，在于展现历史逻辑。

　　这一假设的意义，在于清楚认识秦亡并非因秦政而发，秦亡并不具有必然性。

　　

　　于是，历史的逻辑在这里突然断裂了。

　　强大的惯性力量，绞杀了本质上具有可变性的历史逻辑。

　　这便是秦帝国突然灭亡的历史本质。

　　伟大的秦帝国骤然消逝于历史的天宇，是中国文明史的一个巨大变数。

　　伟大的原生文明淡出高端文明视野，是中国文明史的一幕深刻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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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点评：说实话，一直以来我就比较喜欢秦朝，更确切的说是喜欢秦始皇这个人。秦朝的迅速灭亡也一直是我所想不通的问题，在军区里我所经常参与讨论的，也是与秦始皇或秦朝有关的帖子。我一直觉得秦朝，一个能将战国时期其他诸侯国灭亡的国家，一个能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统一的朝代，一个能制定相对完备的政治制度的朝代，一个能作出“书同文、车同轨”的国家，竟然只有短短的十几年的历史，起因就是一个几百人的农民起义就迅速灭亡。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不少，可有哪个朝代会因为农民起义而导致国家迅速灭亡的？秦朝当真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了。人们一直说是因为秦朝的暴政，我也一直没有苟同过。我一直不认同别人说秦朝是暴秦就是因为，制度完整，法律完备，政治清明、军事科技发达、军事力量强大的国家会因为“暴”而灭亡？完全是两个极端嘛。中国历史上能在制度、法律、政治、军事方面有如此成就的朝代，哪个不是属于盛世？法律严酷不只是秦始皇时秦律才严酷的，秦律基本上一直延续着战国初期秦孝公时商鞅变法所制订的那一套，既然都经过那么多年了，怎么突然间会觉得法律严苛了？难道是老秦人忍耐力比较强？或则老秦人不是人？纯粹的扯淡嘛，当时从商鞅开始的秦朝法律要求的就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从惠文王为太子时犯法,商鞅行法,曾黥其师傅公子虔就可以看出那时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难道秦始皇、李斯这些政治高手会用两套不同的法律对待老秦国人和新秦国人？别把他们当白痴了。焚书坑儒是属于暴政吗？在我看来不其然，一个新兴国家要灭绝之前的残余势力的复辟，焚书坑儒在我看来是个相当正确的政治手段，注意，是政治手段。杀了400多个知识分子就算暴政，那之前秦赵战争时坑杀的45万赵国士兵算什么？当真400多个知识份子比45万士兵要值钱？打一棒再给个甜枣估计就是秦朝想做了，不过一棒到是打了，可惜甜枣还没来得及给就发生秦始皇驾崩、赵李政变、大泽乡起义等一系列变动。如果说是修长城、阿房宫、秦驰道这些，除了阿房宫算是个人的享受外，其他哪一样不是属于国家的军事战略举动？比起文中提到的罗马帝国那些更加残酷的东西来说，我们国家的这些算得了什么？当真我们国人把“严于律己，宽于待人”这话发挥得淋漓尽致，几颗钉子就把秦始皇钉在耻辱柱上几千年，这也太冤了，比窦娥不知冤了多少倍。900多人的农民起义，各地起义纷纷响应，秦朝军队搞不定吗？如果我没记错，当初我初中学习中国历史的时候并没有提到过秦军干了些什么。不是秦军搞不定，而是秦军主力一边跑到了岭南，一边在北边抵抗匈奴，如果不是这个原因，凭秦军的实力要把各地起义镇压下去，说实话，我觉得一点悬念都没有。我认为农民起义有，但是主要的是各诸侯国残余势力的复辟，“暴秦”不过是他们随手扯的遮羞布而已。更主要当时儒家的忠君思想在民众中还没夸张到后世的地步。可以说，秦朝真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历史上最倒霉的朝代也算秦朝了。不过，个人真的希望把秦始皇的骂名洗干净一点了。他真要是个暴君，你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他干过焚书坑儒这事，（这事应该是正史记载的吧。）想想，如果秦始皇再活得长点，或者公子扶苏能顺利即位，那么，也许今天歌颂秦始皇就将是唯一旋律了吧！

[p.s：我转载的这篇文章是孙皓晖所写，知道他是因为看电视剧《新大秦帝国》后才知道的，下面是他的个人简介：孙皓晖，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获国务院首批特殊津贴的专家。1993—1997年，基于对中国原生文明的思考，完成136集《大秦帝国》文学剧本的创作，同期开始《大秦帝国》的案头准备。1998年后，辞职专事写作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其中第一部《黑色裂变》入选中宣部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 2008年4月，历时16年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全套在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共6部11卷，504万字。这是目前唯一全面、正面表现秦帝国时代的长篇历史小说。同名电视连续剧将于近期在央视播出。（本人已经下了1-4部的电子书了，哈哈找个时间好好看看，了解了解。）]

[ 本帖最后由 周郎 于 2008-9-14 13:4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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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郎 金币 +27 精彩文章 希望再见兄弟大作 2008-9-14 13:41
• 周郎 原创 +1 精彩文章 希望再见兄弟大作 2008-9-14 13:41

我看了一半就猜出来大概是大秦帝国里边的内容，五六部还没看呢，想去买一套回来好好看看，现在的书也太贵了。

不过一到四部我是在中关村图书大厦硬是坐着小板凳免费看完的，写的确实精彩。孙教授在网站里说过以正笔写历史不一定成功，以歪笔写必定失败。确实见地深远，不过他的笔锋似乎也太正了，整个战国就没有坏人，呵呵。不过对他抛开五六部去拍电视剧有点反感，以至于后两部书一拖再拖，电视这样草草拍出来不见得好看，原著不能等同于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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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郎 金币 +7 回复认真，鼓励！ 2008-9-14 13:40

我一直以来也比较喜欢秦朝，喜欢秦始皇这个人，因为在那个时候是中国男儿最热血沸腾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秦皇帝和我们现在的毛领袖很有点相似的地方哦。不过就是结果不一样。

一个堂堂的大学法律教授, 竟然把这一切都归于突然性和偶然性.我觉得太不可思议太幼稚了. 不过看来学法律的还是不要插手历史的评判,.学法律的不外乎就是怎么自圆其说,至于什么唯物论的真谛, 完全可以放在一边.  貌似有理,其实荒唐之至. 一切事物的发生,有其偶然性,但也包含着必然性. 分析事物, 偶然性和必然性都不能只看其一, 以偏概全.
秦朝是历史发展到这一阶段的产物, 就算不是秦国统一中国,也会有其他的人来完成这件事情.
而说到统一什么度量,货币,那完全是为了统治者方便了. 你能允许自己的国家出现两种货币,两种度量 吗? 这些是他统一后必须要做的事情, 换作别人也是这么做的.拿这些当作秦始皇无上功绩, 你不觉得是盲目崇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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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郎 金币 +9 回复认真，鼓励！ 2008-9-15 09:25

对于一个国家政权,一个政党,一个国家首脑, 我们不能光看做了一件好事就说他是好的, 或者作了一件坏事就说是坏的. 我们应该持续的观察这个国家政权,政党,国家首脑, 在他正确的时候支持他, 在他犯错误的时候提醒他,批评他. 时刻观察, 不要把事实分开来看, 执政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施政也是. 作为民众,我们不应该偷懒, 应该时刻保持一颗监督的心, 在错误萌芽之前就消灭它,于国于民都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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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郎 金币 +6 回复认真，鼓励！ 2008-9-15 09:25

　　文章是写得不错，历史就是无数偶然最后变成了必然，往往一件事牵动全身，假设秦始皇立扶苏为太子，后面的偶然不会发生，但谁又知道会不会发生政变呢？
　　秦朝之所以短短12年就覆灭，跟当时社会动荡不稳定是分不开的。众所周知，秦朝是靠全民皆兵武力统一中国的，除了坑杀45万赵军（是不是真的还有待考究，这么多人怎么坑杀啊，古人喜欢吹数量），秦朝并没有大量屠城，留下了很多不稳定因素，国家刚亡，人心思旧，而秦国并不是拥有绝对的军事力量，一出现大的事件，矛盾就集中爆发出来，人心不齐，国力不济，覆灭就在所难免了。
　　秦始皇统一后的一系列改革，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实行中央集权制，划分行政区域，设立郡县，修建官道，为后世提供了参考的范本，以致后来刘邦建国时，在州县设置上就是随秦制，而后世的政治制度大多是秦制基础上的修补和革新罢了。可以说，汉朝就是秦朝的延续，只是皇帝换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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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郎 金币 +9 回复认真，鼓励！ 2008-9-15 09:26

不敢去评论教授文章的好坏对错，但在这里还是想表达几个观点。
其一、东西方是不同的文明体系，古秦时代与古罗马时代并没有可对比性，两者的价值尺度不一样。古罗马帝国及西方中世纪有斗兽场、奴隶角斗士、初夜权和贞操带等，难道我国历史上就没有类似的东西了吗？连坐，车裂，凌迟等恐怕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吧！而且中国的社会状态和文明形式在古代时是领先西方的，教授也在文章说到了秦文明至少比罗马文明领先半个时代，所以在比较时不应与西方比较得出秦并无暴政，而应该与被灭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相比，是否在刑法上过于严厉了。在楼主的个人点评中提到了秦法是在战国初期秦孝公时商鞅变法所制订，一直以来秦人一直能承受，为什么后来统一六国后就不行了呢？以此来论断说秦的暴政是不对的。但我在这里有三个问题：秦推行这个法律的时间是多久？商鞅推行这个法律时的难度有多大？商鞅为什么最后会被车裂？这三个问题能明确的告诉我们秦法是经过长时间的推行才在秦得以实施的，而且在过程中还有反复与流血。那么，我们要原本的六国人民一下子接受秦法，可能吗？楼主的点评中用秦始皇难道会用不同的尺度去分对待原国民和新国民，以此来说明秦法的公正性，而我认为正是这种一视同仁致使原六国人民不能最快地融入进来。我比较认可特殊时期特殊手段，因时因地因人地实施政策，法也是人为制定的，并不是绝对的。
其二、说李斯和赵高是突变，带有偶然性。对于此点，我并不十分苟同。绝对的权利能使人绝对的腐化，因为现代文明才讲究三权分力，权利制衡。李斯作为秦一统六国后的丞相，不管是在统一前还是在统一后，都展现了其非凡的能力，为一个帝国的缔造与成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我想就是因为这样一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利使他的人格堕落腐化了，而且从史书上看，李斯一直是虽然有才却对权利有着极大渴望，这从他排挤同门韩非子的事件上就可以看出。而秦始皇死后，李斯肯定会失去巨大权利，作为李斯自己也肯定认识到了。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扶苏比较仁和，他的政治理念是比较贴近儒家，而非法家，秦始皇就是因为长子与自己政治主张不相符，所以才对扶苏有“恨铁不成钢”的感受。而李斯的政治思想是法家的，扶苏继位的话就会造成根本性的政治理念冲突，这也就意味着李斯会失势。至于赵高，同样是一个道理，作为秦始皇身边的亲信，虽没有实权，但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但秦始皇死后呢？扶苏身边的那个太监并不是赵高。所以说两人是突变，还不如说是必然的。
秦朝的灭亡看似偶然，实则是必然的。大乱之后应有大治，汉武帝时的强盛就是以前的休养生息政策作为铺垫，而且汉初一直不敢对外用兵，采取对匈奴的“和亲政策”。但秦呢？在统一六国后却一直劳民伤财，修筑各军用民用设施，大规模的对外用兵。我们承认秦始皇的做法也积极有利的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加剧了国内的矛盾。这种矛盾在秦始皇在位时因为他个人威望而强势压制着，但当他死后就会立刻爆发了。当然，其实我们也不能去指责秦始皇在位时的各种政策，因为这是我们以后人的眼光在看待历史，而作为第一个缔造封建王朝的人，他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后面的汉朝不就是借签了秦朝的历史教训了吗？说到这里，让我想到了毛泽东，他也是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结果是发动了文革。秦的灭亡是各种问题的综合爆发，有暴政，有六国旧势力的反扑，有统治阶级的内部权利斗争，而陈胜吴广的起义只是一根导火线而已。秦虽然打造了一整套的政治经济体系，但却没有配置合适的政治文化，也没有把政治经济体系贯彻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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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郎 金币 +38 回复认真，鼓励！ 2008-9-15 09:27
• 周郎 贡献 +1 回复认真，鼓励！ 2008-9-15 09:27

偶然性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成了必然，楼主文章里二十二个偶然性叠加起来，就成了大秦王朝倾覆的主因，但很多条因素好像都有点荒谬，至少是站不住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回飘逸雪狼兄：秦律严厉，这是一直以来的说法，我也承认。秦律从商鞅变法就已经决定了，商鞅主张轻罪用重刑，这和当时秦孝公时期有关，秦人历来就比较悍勇（我相信狼兄应该也承认这点。）而私斗成风，这对当时的秦国来说是个灾难，内忧外患。商鞅主张对轻罪用重刑，认为这样可以 迫使人民连轻罪也不敢犯，重罪更不敢犯，这叫“以刑去刑”。这样能够迅速消灭犯罪，警涉臣民。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秦国法律一直以严厉出名。狼兄提了3个问题：第一个秦推行这个法律的时间是多久？。我们以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 庶长为始，到孝公死，应该是19年，但是按整年算，应是18年。第二个问题，关于商鞅变法的难度，我想说一下的是，当时变法受害的基本上属于老秦世家大族，也就是属于旧贵族，这样的难度，我想不用解释了吧，但是我想说一点就是史书上记载的变法看法：。《战国策》称赞 卫鞅变法的成效是：“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治”，（《秦策一》）。《史记》又称赞其成效是：“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 治”（《商君列传》）。[那字没搞懂到底是啥玩意！用问号代替]。从中我们看出，其实商鞅变法是相当成功的，而历史上也记载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就成为战国时期的强国。第三个问题：商鞅为什么最后会被车裂？我记得在文章个人点评里我提到过孝公之子犯法，他师傅公子虔被受劓刑（割鼻子），而且当初商鞅变法时为了鼓励农耕，减少当时人民四处流动，不嗜生产的毛病，就在变法中规定旅客住客舍要有官府凭证，客舍收留没有凭证的 旅客住宿，主人与“奸人”同罪。当孝公死后，孝公的儿子，嬴驷也就是后来的秦惠王要将商鞅问罪，商鞅跑了，但是因为他没有官府的凭证住客栈，所以被抓。但是秦惠王依然按照孝公变法后的路继续走下去的，商鞅的死，大部分原因属于私人报复。（不排除旧贵族在其中的火上浇油）。其实，秦律严厉，秦人反抗最激烈应该就是变法初期，到后面其实习惯以后就没什么问题了（所以说习惯是个相当可怕的武器啊！什么东西一习惯了，就什么都没了。）但既然变法初期都没有像其他诸侯国变法变不下去，那么也就不能证明秦律让人不能忍受了。而且，秦灭其他几国不是同一时间完成的吧，那么就是说其实其他几国在秦律接受时间上应该是有长有短的（不太可能在占领地仍然使用其之前诸侯国的法律吧。），那么为什么当时没有爆发？也一样证明了，其实人民的接受能力是相当可怕的，而且，当时的政治应该是相当开明的，普通民众都可以议论朝政。所以他们在政治鉴别能力上应该是相当强的。狼兄认为对所有山东6国民众使用和秦国一样的律法是错误的做法，我依然不能认同。我个人认为，对新老国民使用统一律法是相当正确的决定，为什么？因为使用统一的律法管理上得到统一，新民众能够产生归属感，而老民众不会产生太大的优越感，减少了新老民众间的矛盾。（这在今天很多中国人移民到其他国家感觉自己是二等公民，法律上的不一视同仁应该是一个原因之一。）至于说后来农民起义，只能是说秦二世时期政治上的混乱造成的，而不能将其视为整个秦朝10几年的问题，这在老教授的文章中已经得到阐述了。至于狼兄说的赵高和李斯问题，我套用前面兄弟的回复里的一句话：众多偶然形成的必然。首先，没有确立太子的偶然，造成了政治上的很多不确定性，这也是后来很多朝代一直避免的问题，（太子监国制度。）第二，谴扶苏北上监军的偶然。如果不是因为这点，我想赵李也不太可能弄假诏。第三，最后一次大巡狩，于诸皇子中独带胡亥；如果多点儿子在身边，最后谁做皇帝还不一定呢。第四，始皇帝中途遣蒙毅回咸阳；皇帝死后，蒙恬政治判断有误，被逼入狱并最后自杀，导致帝国九原大军涣散，蒙毅被突然下狱，并被迅速杀害。政治上的制肘的缺乏，正是形成狼兄所说的绝对权利形成绝对腐化的一个原因。第五，扶苏对假遗诏之缺乏辨识，或不愿辨识，选择自杀；我觉得这是最白痴的，一个国家未来的领导人竟然感情用事到如此地步，简直侮辱他老子皇帝的名声，将整个国家的前途视为无物。果然应了那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所以，就是这几个偶然的事情，导致了赵李突然性的转变。（诱惑确实够大，国家领导啊！是我，我也干了。）至于狼兄说的汉初的政策，我觉得，应该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是秦始皇弄好的长城、秦驰道、上林苑（好象有是一个冤假错案，关于阿房宫的，一会把文章转给大家看看。）、各种政治制度。而且，我认为，秦朝统一后的政治主张与汉初的政治主张不得不说与皇帝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不然，怎么后面脾气很大汉武帝会把匈奴打成那样？） 其实，我依然认为，如果，秦始皇能多活点时间，那么秦朝要成为一个盛世，历史被改写，也没什么不可能。一般开国皇帝在国民眼中的威望是相当可怕的。（唐朝李世明虽然不是开国皇帝，但是国家基本上是他打下来的，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时期了。）


回4、5楼的GRRR大哥：说实话，我觉得孙教授比起现在所谓的什么专家学者来说已经是很好的了。最起码人家提的是比较可行的，（比那些什么提出废掉龙图腾的SB们强悍太多。）这位哥哥说没有秦朝也会有其他国家来统一，我想问了，山东6国谁有这个势力？有的话就不会被人灭国了。秦朝不统一，难道是让我们国家的第一次大统一继续推后吗？您说统一货币等等是为统治者方便，那么我想问问了，哪朝哪代被后世称颂的东西不是为当时的统治者方便才出现的？我们国家当初研究原子弹，氢弹还不是一样为了不被其他人威胁，为党的领导提供方便，那过了NNN年后，后世子孙说起的时候，还不是一样要说毛主席时期发明的什么什么真是英明举动啊。可是按照你的说法，那不就是认为在给毛主席添功绩？GRRR哥哥说观察这个国家政权,政党,国家首脑, 在他正确的时候支持他, 在他犯错误的时候提醒他,批评他. 那我想问问，如果都如你说得那么简单，当初会发生文化大革命？我们始终是社会的一份子，不可能脱离社会的动作，要保持一颗始终独立的心，谈何容易？又怎么可能做到？如果都如你所说，那么历史上的错误永远都不可能发生了。别忘了，事情不出来，谁也不知道对错。不是有句话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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